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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诸葛亮骂王朗看罗贯中道德观

  摘 要:诸葛亮骂王朗是《三国演义》的重要内容,罗贯中一方面借诸葛亮之口表达自己忠君爱国思想,也借王朗之死劝告士大夫应有道德操守。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士大夫应具有的道德准则,顺应了明初重建社会道德的需要。     中图分类号:I207.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099-02
  罗贯中(约1330-1400),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章回体小说的开创者。在他创作的小说中,尤以《三国演义》最为著名。《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王朗虽着墨不多,但读者仍为诸葛亮的口才和睿智所折服。历来点评者对这一情节评价极高,如毛宗岗就曾说“武侯虽有出师之表上告嗣君,恨无讨贼之文布告天下。今观骂王朗一篇,即以此当布告之文可尔。”[1]
  诸葛亮骂王朗不仅体现出罗贯中深厚的语言功底,同时,也借诸葛亮与王朗的论争,表明罗贯中心中士大夫应有的道德操守。
  一、论战对手的选择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需要从理论上证明出兵的合理性。对内,诸葛亮上《出师表》,表明兴复汉室的决心;对外,通过同王朗的论战,表明出兵北伐的正义性。
  在《三国演义》中,蜀国第一次北伐发生在建兴五年(227年),比历史上提前一年,罗贯中通过这样的时间安排,使蜀军第一次北伐更加从容,同时增加了蜀军战果,为魏国重臣上阵创造条件。
  在诸葛亮多次北伐期间,曹真、司马懿均曾作为统帅同诸葛亮作战,其中曹真在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因病离开前线,不久病逝。
  曹真字子丹,曹操族子,少年时就曾有射虎的壮举,成年之后更是屡立战功,并“晋封邵陵侯,迁大将军”[2]。作为魏军大将,曹真多次同诸葛亮对战,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后,曹真认为“(诸葛亮)后出必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2]这种预判很快得到证实,不久诸葛亮“果围陈仓,已有备而不能克。”[2]且曹真作为魏军统帅抵御了诸葛亮前四次北伐,以曹真作为诸葛亮的论争对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但罗贯中放弃曹真选择王朗,显然经过慎重考虑。历史上,王朗去世于228年[3](魏太和二年,蜀建兴六年),此际正值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期间。但无论《三国志?王朗传》还是《三国志?诸葛亮传》,都没有诸葛亮同王朗交战的记载。
  王朗字景兴,三国时期著名的经学大师,他“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咸传于世。”[3]与此同时,王朗也具有极高的道德修养,史书中称他“高才博雅,而性严整慷慨,多威仪,恭俭节约……常议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恤穷贱,故用财以周急为先。”[3]可见,王朗无论学识还是道德,都堪称三国时期的典范,但由于其士大夫的身份,促使罗贯中将王朗选为诸葛亮论战的对手。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正统的儒家思想成为士大夫遵循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也成为评价知识分子道德优劣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都以儒家道德要求自己,任何有违儒家道德的言行都会遭到社会的口诛笔伐。
  在罗贯中看来,王朗与诸葛亮均为三国时期著名士大夫,将两人的观念直接碰撞,不仅能体现出诸葛亮道德高尚,使诸葛亮形象更加完美,也方便罗贯中表明自身的道德观。
  二、王朗与诸葛亮“忠君”思想辨析
  在《三国演义》中,双方的论战由诸葛亮首先表明观点。九十三回写道:“(孔明)令护军小校传曰:汉丞相与司徒会话。”[1]这句话诸葛亮以“汉丞相”自居,而称王朗为“司徒”,既无“汉”之国号,也无“魏”之国号,对此,毛宗岗点评道:“只一汉字,可以压倒王朗。司徒上去魏,不予其事魏也,亦不加以汉字者,以不成其为汉臣也。”[1]诸葛亮试图通过建立“汉”这一观念,取得道德上的优势。
  而王朗认为“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1]并以此为基调,继续说道:“自桓、灵以来,黄巾倡乱,天下争?M。降至初平、建安之岁,董卓造逆,?唷?汜继虐;袁术建号于寿春,袁绍称雄于邺土,刘表占据荆州,吕布虎吞徐郡,盗贼蜂起,奸雄鹰扬。社稷有危累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1]
  王朗首先回顾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局面,并将其作为汉运终结的依据,接着叙述曹操、曹丕父子的功绩,“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姓倾心,四方仰德,非以权势取之,实天命所归也……世祖文帝,神文圣武,应天合人。”[1]在王朗看来,曹操和曹丕父子代汉称帝,既顺应天理,也符合民心。
  客观的说,王朗这番说辞很有道理,即表明了曹魏政权的正统性,也挑战了蜀汉政权的合法性。黄巾起义后,连年战乱,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曹操、曹丕父子,完成北方统一,使黄河流域的经济得到恢复,本身是一种社会进步。在听完王朗的观点后,罗贯中写到“蜀兵闻言,叹之不已,皆以为有理。”[4]从中可以看出,罗贯中认可曹魏代汉的历史必然,但知识分子的道德规范使他必须坚持“尊刘贬曹”的思想。
  在毛宗岗批注的《三国演义》中,关于蜀军将士的文字已被删去,这也反映出经过明朝对儒学的重新塑造,社会道德重新确立。在士大夫看来,当历史发展规律与儒家道德相违背时,历史发展规律应让位于儒家忠君观念。
  诸葛亮并未从汉魏关系入手反驳王朗,而是从王朗本身切入,“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敝言。”[1]接着,诸葛亮也谈到了东汉末年的局势,“昔日桓灵之世,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1]并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原因归结为“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1]在诸葛亮看来,天下大乱是因为大臣的无能,间接地映射曹操、曹丕父子不能尽心辅政,为国效命,同时对王朗身为汉臣而未能尽忠进行讽刺。
  诸葛亮又从王朗的身世入手,说王朗“初举孝廉入仕,礼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返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1]在诸葛亮的言辞中,处处从道德层面评判王朗,认为王朗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操守。   纵观全文,王朗与诸葛亮并不是就同一个问题进行辩论,王朗探讨的是历史规律,他认为汉能代秦,魏能代汉;而诸葛亮探讨的是士大夫的道德操守,士大夫应当忠君、报国,坚守道德底线。
  在《三国演义》中,听完诸葛亮的话,王朗“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1]罗贯中借此劝告士大夫,应坚守儒家道德规范,忠君报国,而历史发展规律,则应让位于道德操守。
  三、明初社会道德观念的重建
  元末明初,儒家正统观和道德观遭到巨大的冲击,脱脱在为前朝修史过程中并未仿照《三国志》的先例,将辽、宋、金三朝合并修史,而是分别编修了《辽史》《宋史》《金史》,将三个王朝全部奉为正统,这即体现元政府的正统观,也表明儒家道德规范受到社会现实的冲击。
  明朝建立后,为强化君权,对儒学进行改造,重建儒家道德体系。明初,朱元璋一方面推行经他删改过的儒家典籍,从理论上重新树立儒家道德观;另一方面,还为士大夫树立道德典范。洪武年间,明太祖“诏以历代名臣从祀历代帝王庙,凡三十七人。”[5]这些贤臣无一例外是尽忠报国,符合儒家道德要求的贤臣,通过对前代贤臣的祭祀,为士大夫树立起忠臣和能臣的典范,进而重建社会道德观念。
  罗贯中虽然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不断神化诸葛亮,但对诸葛亮“忠君”形象的塑造仍有不足。在同王朗的论战中,诸葛亮甚至说出了“今幸吾尚在,乃天意不觉炎汉也。”[4]这样有悖儒家道德的话。而在毛宗岗点评后的《三国演义》中,这句话变为“今幸天意不觉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1]经此改动,挽救汉朝的责任从诸葛亮变成刘备,诸葛亮“忠君”形象更加丰满。
  罗贯中处于元末明初,其创作的《三国演义》体现了元末明初的社会面貌,他对诸葛亮骂王朗的创作,也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罗贯中借王朗之口大谈“天道”,甚至使蜀军认可王朗的言论,这反映出元末明初社会,王朗的话具有代表性,很多人认可曹魏代汉符合历史规律。但在罗贯中的观念里,士大夫应该以忠孝为本,应有道德操守,故借诸葛亮之口,诉说忠君爱国思想,而以王朗之死,表明王朗心中仍然认可诸葛亮所构建的道德规范,更进一步突出在士大夫心中,道德规范应居于社会生活首位。罗贯中通过诸葛亮与王朗的论战,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士大夫应有的道德准则,即忠君爱国,顺应了明初重建社会道德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毛宗岗.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M].济南:齐鲁书社,1991.1148,1155,1156,1157.
  〔2〕陈寿.三国志(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2.281.
  〔3〕陈寿.三国志(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2.414.
  〔4〕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十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45,46.
  〔5〕张廷玉.明史(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93.
  (责任编辑 赛汉)

三国演义小说由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末期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开始描写,至司马懿家族建立西晋国家重归统一结束,小说将兵法三十六计融入战争当中,其中以赤壁之战为整部小说的高潮,魏蜀吴三方的军事统帅诸葛亮周瑜曹操斗智斗力,最终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蜀国获得最大利益,并以此为契机,进驻巴蜀,建立蜀国,与孙权建立的吴国,曹丕建立的魏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