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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人生悲剧原因浅析

  荀彧(163-212),字文若,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了非凡的才干,所以南阳何颙不禁盛赞他乃“王佐才也”[1]。他后来成为曹操麾下第一谋士,为曹操成就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从劝说曹操要“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到力主“迎天子都许”[2];从官渡之战中激励曹操斗志,使曹操明白“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3],到战后劝曹操乘胜追击,扫荡河北;从出谋划策,主持政务,到荐举人才等等,均有荀彧“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不世之功。此乃曹操之所以能战胜群雄,统一北方的重大原因之一,重大推力之一。但也正是这样一位屡立奇功,被曹操视为“吾之子房”[4]的人物,最终却仅仅因为反对曹操进爵国公、加九锡一事,而被后者所逼,最终“以忧薨”[5],年仅五十。我们不能不说荀彧的结局甚为悲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呢?本文试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动荡的时局决定了荀彧对政治集团的依附性
  东汉末年,王朝统治腐朽,阶级矛盾激化。一方面是广大农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痛苦生活,纷纷揭竿而起,爆发起义;另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层出不穷的勾心斗角和权力争夺,形成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民不聊生,而且像荀彧这样的世族名士的政治、经济利益也受到极大的冲击。他们生活已被打乱,急迫地希望尽快结束这种动荡的局面,找到一条能谋求生存、施展才华的出路。但无奈的是,他们手中没有军队,也没有权势,既不能像军阀一样割据一方,也不能像贵族那样擅权一时,更不可能参加到其对立面的农民阶级的斗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选择一个自己认为可以“成大业”的人,在为之效力的同时,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我们要认识到,此时名士所选之人必为割据一方且有实力的军阀。因为“此特求贤之急时”[6]。这些军阀固然欢迎名士的到来,希望这些才能之士能为其献计献策,压倒异己;但他们并未把名士真正敬为师尊,而是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中,凌驾其上。如果名士有令其不满者,就很可能遭到责罚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如袁绍在向南方进军时,谋士田丰为其献策,而袁绍不从,反而“以为沮众,机系之”,将田丰囚禁起来。后来袁绍战败,又自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7],反而将田丰处死。可见,当时的名士也只是某一割据政权的附属。他们没有自主权,生杀权柄都掌握在控制他们的军阀手中。
  当然,荀彧也不能例外,只能选择依附于曹操。虽然曹操在诸多方面都听取了荀彧的建议,并赞美荀彧“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也”[8],但他并非将荀彧放在与自己同等的位置。在曹操心目中,不管荀彧如何智慧超群,劳苦功高,仍旧是自己的下属,其生死决定权依然在自己手中。因此,荀彧这种隶属性使他根本没有自主权,就连自己的生死也无法做主。如果自己能顺应“上级”的意思,那么他还可以“保性命之期”,否则就只能听凭发落。荀彧是有个性、有主见的人,他显然属于后者。因此,这种动荡的时代和名士这一特殊的身份,决定了荀彧只能依附于某一政治集团,没有自主权,并最终造成其人生悲剧。
  二、荀彧根深蒂固的忠汉思想是其人生悲剧的最大症结
  荀彧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所以有着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当然,这里的“君”自然是指汉朝皇帝,史称荀彧“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9]。也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希望重新振兴汉室的想法,所以荀彧最终选择了弃绍从操。虽然袁绍“待彧以上宾之礼”,但荀彧以为绍不以汉廷为意,多有僭逆之举,并“度绍终不能成大事”[10],故弃而不顾。曹操却在反董斗争中表现出坚定的决心,让荀彧颇为赞许;加上荀彧认为曹有雄略,有拯救汉室之力,所以他最终作出投靠曹操这一重要决择。
  在跟随曹操以后,荀彧更是尽忠尽责,为操出谋献策,推荐人才。在他的心目中,助操打败群雄,获得胜利,就是为汉天子扫除乱军,平定天下。也就是说,助操乃是忠汉。但他这一想法错了。曹操最初在讨伐董之时是有匡佑汉室的想法,但随着他对汉廷现状的进一步了解,以及其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他的政治野心也就进一步膨胀,并不满足于仅为人臣,而是希望自己也能称王天下。可是荀彧的想法却从未改变过。他认为操兴义兵是为“匡朝宁国”,理应“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11]。所以当董昭等人说曹操应进升爵位为国公,赐予他象征朝廷威仪的九锡时,这位忠实的汉臣便立即说出了“不宜如此”的话。曹操“由是心不能平”[12],二人从此失和。曹操此时已充分地认识到他的这位“子房”与他并不是同道中人。他绝不能让这样一个一心为汉室的人留在自己的身边。可见,荀彧被曹操逼上绝路,正是由于其忠汉思想为曹操所不能容而铸成的悲惨结局。
  三、荀彧率直的性格特点也促成了他的人生悲剧
  荀彧是一个待人率直、讲求原则的人。这一性格,从《三国志·荀彧传》中不难看出。这样的性格使得荀彧能伸展才华,为曹操所重。每当曹操有何疑难之处询求荀彧的意见,或荀彧自己认为有何不妥时,荀彧都直言不讳地向曹操进言。在反对曹操进爵国公之前,荀彧所进之言多未触怒曹操。他也因此排除阻碍,将正确的谋略进达曹操;而曹操也倚重荀彧,屡建奇功,终成霸业。
  然而,这样的性格也有极大的负面影响。荀彧在曹操进爵国公、加九锡之事上,仍表现出直率与坚持原则的一面,以“不宜如此”直接回绝董昭,自然招致曹操的嫉恨。如果他能隐忍不发,而像董昭那样与世沉浮、像贾诩那样“权以济事”[13],明哲保身,一味地迎合曹操,兴许还不至于遭此劫难。试想,像荀彧这样聪明的人会不知道曹操的想法吗?肯定不会,况且他还亲眼目睹了曹操是如何对待祢衡、孔融等名士的。但是他那种坚定的信仰和坦诚率直、讲求原则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像董昭、贾诩之流,随波逐流,而是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就导致了他被曹操所逼,未能善终。因此,荀彧的这一性格特点是导致其人生悲剧的另一重要原因。
  四、曹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处事观直接导致荀彧的人生悲剧
  曹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处事观早在他起兵以前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裴注《三国志·武帝纪》引孙盛《杂记》记载道:曹操在逃奔途中,因误认为吕伯奢家人图害己,因此杀死吕氏一家。但当他后来知道自己错杀以后,竟然“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14]在此之后,他这种荒诞的处事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有所加强。比如他诛杀孔融、处死华佗、赐死崔琰、罢免毛玠等,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他的这种处事态度。而荀彧之死,也与他的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紧密相关。
  荀彧作为曹操手下的一号谋士,“行义休整而有智谋”,又“好推贤进士”[15],其功劳是时人有目共睹的,曹操对此也感受颇深。但对这样一位在当时曹营中德高望重、立功无数的谋臣,当触犯到自己切身利益时,曹操照样不会有丝毫手软。当得知荀彧反对自己进爵魏公时,曹操认为荀彧有负于己:他给了荀彧身份、地位、名望,自己的好事却遭到荀彧的阻挠;既然你荀彧对我不义,就别怪我曹操对你不仁了。从事实来看,曹操最后干脆地“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16],并给荀彧送去一空食品盒,示意一场空,使荀彧忧惧自杀而死。可见,曹操最后对待荀彧的态度仍然是其一贯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处事观使然。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荀彧的人生悲剧,既与东汉末年特殊的历史大背景和名士这一阶层的特殊性有关,也与荀彧的个人因素及其上司曹操的处事态度有关。荀彧的不幸是多种原因合力的结果,倘若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他的人生命运或许就会有所改变。
  注释:
  [1][2][3][4][5][10][11][12][16]陈寿,裴松之.三国志[M].卷十荀彧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6]陈寿,裴松之.三国志[M].卷一武帝纪.
  [7]陈寿,裴松之.三国志[M].卷六袁绍传.
  [8]陈寿,裴松之.三国志[M].卷十荀彧传注引彧别传.
  [9]范晔.后汉书[M].卷七十荀彧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13]陈寿,裴松之.三国志[M].卷十贾诩传.
  [14]陈寿,裴松之.三国志[M].卷一武帝纪裴注引孙盛杂记.
  [15]司马光.资治通鉴[M].卷六十六汉纪五十八.建安十七年十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
  作者: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充)副教授,

三国演义小说由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末期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开始描写,至司马懿家族建立西晋国家重归统一结束,小说将兵法三十六计融入战争当中,其中以赤壁之战为整部小说的高潮,魏蜀吴三方的军事统帅诸葛亮周瑜曹操斗智斗力,最终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蜀国获得最大利益,并以此为契机,进驻巴蜀,建立蜀国,与孙权建立的吴国,曹丕建立的魏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