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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维稳”敢越权

  魏文帝曹丕驾崩的噩耗传出,“境外敌对势力”之一的诸葛亮觉得时机成熟了,于是打报告(《出师表》)给刘禅,得到批复后即开始备战,先用离间计把司马懿打发回宛城养老,然后挥师北上。   第一次北伐,诸葛亮还是牛逼的。七擒孟获,没了内忧;积蓄多年,粮草充沛;赵云健在,得力文臣武将极多。战争初始阶段,斩了韩德父子,骂死司徒王郎,天水收服姜维,上圭、安定等望风归降,长安城已然近在咫尺,似乎唾手可得。恰在此时,镇守永安宫的李严又传来喜讯:曹魏新城太守孟达愿意重归蜀汉,“欲起金城、新城、上庸三处军马,就彼举事,径取洛阳”。
  根据小说的说法(详见《三国演义》第九十四回“诸葛亮乘雪破羌兵,司马懿克日擒孟达”),是孟达谋叛在先,“外部势力”渗透在后。但在正史上恰好相反,其整个过程都有“外部势力”的蛊惑与操纵。
  对曹魏来说,这个突发事件的严重性不言而喻,因为诸葛亮梦寐以求的《隆中对》构想不经意间有了实现的可能――“以向宛、洛”,剑指洛阳;“出于秦川”,刀舞长安。倘若两京沦陷,那么,曹魏政权必将瞬间坍塌,土崩瓦解。
  如何平息事件,粉碎“外部势力”的图谋,以维护国家稳定,即成为第一个得到消息的司马懿责无旁贷的使命。是请示朝廷,等待授命,还是灵活应对,迅速介入?善于用权的司马懿为我们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
  千里奔袭,谋在规则之外
  书中写到,孔明听说司马懿复职,大惊,赶紧修书提醒孟达严加防范。孟达不以为然,反讥笑孔明“心多”。孔明顿足曰:“孟达必死于司马懿之手矣!”
  孟达的话其实没错,因为当时的权属规则如此。那个时期是郡县制,郡太守(牧)即是最高地方长官,分权上也讲究横向与纵向,如横向分权,即朝廷管郡,郡负责管理辖区州县;如纵向分权,即郡太守有郡太守的权属,州县长官有州县长官的权属,一般不会也不准互相掺和。
  孟达是新城太守,管着金城、新城、上庸三地,朝廷还给予“假节”特权,即遇机密大事不必奏闻,可便宜行事。司马懿没这个特权,仅以骠骑大将军,领荆、豫二州诸军事。因此,孟达认为,司马懿身在宛城(河南南阳),自己却在上庸(湖北竹山),互不统属,且司马懿并无“假节”,他若未经朝廷批复,不可能也不敢“跨省执法”。这在当时显然是个权属常识,因为饱学的马谡似乎也是这么想的――他不理解孔明为何失态。
  屁股决定脑袋,在什么位置想什么问题,孟达就属于这种人,受制于惯常的一些东西,从而错误地估计了司马懿。至此,孟达的脑袋好像被门夹过,乖乖且无意识地做了两大高手之间挥洒智慧的道具。
  实际上,孟达也并非寻常之辈。战略家刘晔就认为“(孟)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傅子》一书评价孟达“论者多称有乐毅之量”。但是孟达有一个致命的软肋,那就是反复无常,先叛刘璋,再叛刘备,如今又想叛曹魏,做人没原则,不能感恩怀义。我把这称为他的原始错误。
  一个错误的形成,也有它内在的逻辑与有迹可循的规则,如果缺乏自省及时摆脱,那么前一个错误的果就会变成下一个错误的因。孟达的原始错误非常致命,而且他根本无意识去纠错,一错再错,连诸葛亮的提醒也置若罔闻,如未能及时化解与金城太守申仪之间的矛盾,对亲外甥邓贤与心腹李辅等人未能做到有效感化,以至这些人全部反水,成为司马懿的耳目与内应。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时有将领认为孟达与吴蜀交接,建议司马懿先观而后动,司马懿却清醒地认识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他正是充分利用了孟达的这种惯常认识,在规则之外找到了机会,成功地实施了“跨省执法”。八天后,孟达被另一个反水的下属申耽一枪刺于马下。
  僭越用权,守住秉公底线
  司马懿下课,是孔明使的坏,但曹魏政权内部对他的猜忌,也是一个主因。如果魏明帝曹睿信任司马懿,那么诸葛亮再使坏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也就是说,这个桥段里的司马懿,是冒着僭越权限与加重朝廷猜忌之双重风险的。
  但我们从他接到举报后的反应来看,却瞧不出丝毫的担忧,他似乎还特兴奋,以手加额曰:“此乃皇上齐天之洪福也!诸葛亮兵在祁山,杀得内外人皆胆落;今天子不得已而幸长安,若旦夕不用吾时,孟达一举,两京休矣!此贼必通谋诸葛亮。吾先擒之,诸葛亮定然心寒,自退兵也。”
  其长子司马师显然有着这方面的担忧,他建议说:“父亲可急写表申奏天子。”不难发现,司马师的认知与孟达、马谡等如出一辙,那就是不能越权。他应该是了解父亲在朝廷里的处境――得到批复再行事,如果维稳过程出了篓子,至少可以为父亲免去部分责任。司马懿听出了儿子的意思,但还是坚持道:“若等圣旨,往复一月之间,事无及矣。”
  做官做到司马懿这种不计个人得失、只顾皇上利益的程度,实是朝廷之福、曹魏之福,用现在的话说,也是人民群众的福气。
  这就涉及到权力观的问题了。
  司马懿不是愣头青,他是谙熟家天下之权力法则的。剿灭孟达之后,曹睿在长安召见他,司马懿是这样解释的:“臣闻申仪密告反情,意欲表奏陛下,恐往复迟滞,故不待圣旨,星夜而去。若待奏闻,则中诸葛亮之计也。”
  此话有两个意思,一是想给皇上汇报的,让您拿主意。表明自己原本不想越权行事;二是稳定压倒一切,如果等皇上批准,黄花菜也凉了。这就等于把球抛给了曹睿:是您的批准重要呢,还是江山社稷重要?
  曹睿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迅速褒奖了司马懿。
  庄子有云:“(权力)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淫其性”是指任性而为,相当于失控。孟达叛变,颠覆曹魏政权的性质是明显的,一旦失控,“两京休矣”,权力介入、强力维稳是必须的。
  但司马懿确乎需要妥善解决一个权力底线问题,通俗的说法就是权限问题,僭越行事,皇帝会不会不高兴(他本来就处在嫌疑之中)?试想一下,科长干处长的活,处长当然不会高兴:卧槽,你抢班夺权呀?
  有意思的是,按照庄子的观点,权力存在的意义,在于防止人们干坏事,而不是组织人们去干好事。司马懿却天才般的用行动对此做了引申性诠释――权力存在的价值,不但在于防止坏人干坏事,还要组织好人干好事,只要是干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好事,那么,越权就是可取的。
  在此,他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权力观念,即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当权力规则遭遇国家利益,那么,任何人为的甚或法定的条条框框,都应该靠边站。因为国家的稳定,事关百姓的福祉,乃是群众心声、大众公理。
  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几千年前的《尹文子》也记载了这个观点:“圣人之治,其令出于自己;圣法之治,其令出于公理。”这里的公理也是指百姓之心。也就是说,权力若拘泥于对上负责,就是“人治”;权力若服从于大众公理,就属于“法治”范畴,因而“圣法之治,无不治矣。”照公理而行权则通,逆公理而行权则塞。权力必须服从于大众公理,这才是秉公用权的底线。司马懿“维稳”的权力观,足以观照现实。
  比如今天掌权的人,或者说在国家公务方面占一定位置的人,很容易会瞧上头的脸色做事,政无大小,唯批复是从。这种作风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往往贻误时机,不能把握主动,导致局面恶化不可收拾。到底是上头脸色重要,还是国家与人民的利益重要?如果是前者,就不对,如果是后者,就是对的。
  再如“群众路线”,即指了解群众意见与呼声,然后让权力为民所用,而不是仰上韬晦、徇私寻租,跟群众捣乱,体现了我们党“众人为师我为徒”的认识和海纳百川的胸襟,这种权力观也与先贤不谋而合。
  官无大小,凡事只一个公字。学习司马懿,在紧要关头,只要守住秉公用权的底线,僭越一下又何妨?

三国演义小说由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末期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开始描写,至司马懿家族建立西晋国家重归统一结束,小说将兵法三十六计融入战争当中,其中以赤壁之战为整部小说的高潮,魏蜀吴三方的军事统帅诸葛亮周瑜曹操斗智斗力,最终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蜀国获得最大利益,并以此为契机,进驻巴蜀,建立蜀国,与孙权建立的吴国,曹丕建立的魏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